真宗末年属疾，每视朝不多语言，命令间或不能周审，前辈杂传记多以为权臣矫制，而非也。钱文僖在翰林，有天禧四年《笔录》，纪逐日琐细家事，及一时奏对，并他所闻之语，今略载于此。寇莱公罢相之夕，钱公当制，上问：“与何官得？”钱奏云：“王钦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与太子太傅。”又云：“更与一优礼。”钱奏但请封国公而已。时枢密有五员，而中书只参政李迪一人，后月余，召学士杨大年，宣云：“冯拯与吏书，李迪与吏侍。”更无他言。杨奏：“若只转官，合中书命词，唯枢密使、平章事，却学士院降制。”上云：“与枢密使、平章事。”杨亦忧虑，而不复审，退而草制，以迪为吏部侍郎、集贤相，拯为枢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诰晏殊，殊退，乃召钱。上问：“冯拯如何商量？”钱奏：“外论甚美，只为密院却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依旧一员，以此外人疑讶。”上云：“如何安排？”钱奏：“若却令拯入中书，即是彰昨来错误，但于曹利用、丁谓中选一人过中书，即并不妨事。”上曰：“谁得？”钱奏：“丁谓是文官，合入中书。”上云：“入中书。”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与平章事。”

按此际大除拜，本真宗启其端，至于移改曲折，则其柄乃系词臣，可以舞文容奸，不之觉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怀政之事方作，温公《纪闻》，苏子由《龙川志》、范蜀公《东斋记事》，皆误以为因怀政而罢，非也。予尝以钱《录》示李焘，焘采取之，又误以召晏公为寇罢之夕，亦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