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７日，我国向预定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全部结束（９月１４日开始）。这次试验的运载火箭，是由我国自行研制的核潜艇从水下发射的，火箭准确溅落在预定海域，整个试验获得圆满成功。１９８８年９月２８日，《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中国核潜艇诞生记》，记述了这次发射和核潜艇研制情况。其中写到：导弹核潜艇发射运载火箭成功，标志着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又跃到一个新水平，我国政府早就宣告：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也无意去参加世界的军备竞赛。我们研制导弹核潜艇，为的是保卫和平。５０年代末，聂荣臻元帅就以战略家的勇气和预见力向党中央打报告，我国要研制核潜艇。当邓小平总书记把这个报告转给党中央主席和常委们的时候，我们的科学家们手里仅有两张外国核潜艇形状的照片。然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国防部长彭德怀立即批准了这个报告。当时，正值中国同有关国家最高领导人会谈，我方提出，请对方提供有关技术资料。对方一口拒绝了，认为我国的工业基储技术力量以及科学水平都不具备起码的条件，根本搞不成。毛泽东主席不信邪，下了个决心：“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１核潜艇的建造，把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汇聚到一起了。在这支科技队伍里，有物理学家、造船专家、核反应堆专家、火箭专家；有以庚子赔款送出去留学归来的清末学生；有国民党时期郁郁难展才智的学者；有刚脱下戎装，从速成学校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有共和国最初几届大学毕业的高材生。真是精英荟萃呵！他们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最简陋的条件和最尖端的科技融为一体，联结这两点的正是科技人员所特有的奉献和牺牲精神。在漫长的岁月里，环境的艰苦，创业的艰辛，风云的变幻，都不能动摇他们为研制核潜艇而献身的初衷。中国核潜艇，不仅凝聚着千百个科学家、千百个造船工人、千百个水兵为它所付出的心血，也凝聚着全国２０多个盛市、自治区和２０００多个工厂、研究所付出的代价。一位专家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感人的事：有２０多个来自祖国各地的科研人员汇集在一起，承担起核潜艇导弹发射装置的研制任务。他们历尽千辛万苦、风风雨雨，终于搞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导弹发射装置。在核潜艇研制中究竟有多少像特殊燃料研制者这样的有名和无名的人们，谁也无法统计。我们只知道，全国２０多个盛市、自治区和数千家科研单位、工厂参加了研制工作；还知道，几乎每个研制单位都要遇到质量要求高，生产数量少，盈利甚微，甚至无利可图以至亏本的问题，但没有谁因此拒绝。在动乱年代，许多工厂停工停厂，但一张核潜艇工程任务书却能把工人唤回车间……核潜艇激发了我们民族的聚合力，民族聚合力诞生了核潜艇！运载火箭发射成功，准确溅落的喜讯迅速传回指挥所大厅。大厅内一位双鬓飞霜的科技工作者，被这喜讯激动得不能自已。人们走上前来将他团团围住，热烈向他祝贺……他叫黄旭华，是我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黄总今年６２岁，他的后半生与我国核潜艇研制紧密联在一起，为它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６０年代初，他被任命担任核潜艇总体研究所副总工程师以来，研制中巨大的工作量压在他肩上。协作攻关会议他要主持；设计方案的论证他要最后拍板；尖端课题遇到困难他要去“解围”……在研制工作的紧要关头，他曾连续在外奔波，整年不登家门，被同事们称为“飞翔着的人”。作为总设计师，黄旭华在解决研制疑难问题上有着非凡的胆识和智慧，在人们被疑难困扰时，他总能把大家从“山重水复”引入“柳暗花明”。核潜艇这样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极缜密的调度，那时，工程上得急，不少项目是边设计边施工，总体最后设计，一计算，艇的重量逐渐膨胀，对艇的均衡产生不利影响。人们绞尽脑汁。黄旭华在广泛听取大家意见基础上，作出决策，使核潜艇顺利地下水潜航了。有人称总设计师是中国的“核潜艇之父”，但他却矢口否认：“在核潜艇的研制中，我只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力做了应该做的事。”说着，他用手指指身旁的彭仕禄、赵仁恺、黄纬禄、陈德仁等科学家和研究设计人员说：“要说中国的核潜艇之父，他们都称得上。”是的，那些为中国核潜艇诞生而呕心沥血的科技工作者，才是中国的核潜艇之父。中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大批科技工作者，才能在尖端技术领域跨入世界先进之列。我们为有这样一大批科技工作者而感到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