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上尉部员中村震太郎，奉命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随同者有一名旅居东北的日本退伍骑兵上士、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人。他们化装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后，在准备经洮南返回途中，于6月26日在兴安区葛根庙附近苏鄂公爷府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所部拘获。

经搜查，在“他们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中村“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他们的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

日本当局立即借题发挥，一方面向中国抗议，另一方面煽动反华战争的狂热。日本又召开内阁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要求中国方面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日本将使用武力。前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菱刈隆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提出“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之各项权益”，并强调关东军司令官应“调动兵力”。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认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甚至可以成为在柳条湖行使武力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