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6月3日，是张学良的生日。1999年5月21日，《人民日报》王秦撰写的文章《我为张学良大舅爷贺寿》。其中写到：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的百岁寿辰在即，我同大家一起热烈地祝愿他老人家和赵一荻夫人健康长寿！阖家幸福！张学良将军是我母亲的舅舅，是我外祖母张冠英的弟弟，因此我称他为大舅公，东北话就是大舅爷。大舅爷共有手足14位：一位姐姐、5位妹妹和7位弟弟，兄弟姐妹感情很好。尤其是与姐姐张冠英及二弟张学铭，一母同胞更为亲密。他们3位早年丧母，少年时共同成长，成年后互相惦记，来往密切。能看望我的大舅爷是我们家族四代人最大的心愿。早在1936年他刚被扣押的时候，家族内部就做过大量的努力，希望能去看望他并试图营救他。我外祖母曾经给蒋介石先生写信，要求探望，但未能如愿。1949年后，大陆台湾隔岸相峙，台湾海峡成了亲人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但亲人的思念从未停止。我姥姥张冠英一直十分想念大舅爷，经常把他从贵州和台湾看守所中寄来的信和照片拿出来看了又看，并一再地对我母亲说：“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他们，他们两人关在那里，实在是太苦了１二舅爷张学铭病危时，张鹏举舅舅和我一起守护着他，为他做录音遗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非常吃力地说：“我想念我大哥，我想见见大哥！将来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他１我母亲年少时常随我大舅爷一起出游，受他的影响很深。大舅爷被扣后，我妈妈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的工作，投入到全民族抗战的伟大斗争中。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妈妈希望我从事历史研究，收集和整理大舅爷的资料，将他的事迹和爱国主义精神传之后世。妈妈还盼望有机会能领着我们跨过台湾海峡，去看望大舅爷和家中的诸位长辈。但海天相隔，老一辈的亲人们没等到这一天，他们将这个心愿留给了我们，嘱咐我们去实现。一年又一年冬去春来，到了九十年代，探望大舅爷终于有了可能。1998年5月我们赴夏威夷去看望他老人家。此行共6人，其中有大舅爷的侄子、天津市政协委员张鹏举及夫人吴量绩，还有我和我的丈夫——清华大学工程师于杰。我们于5月30日抵达夏威夷，5月31日上午参加中华基督教会在教堂为大舅爷举办的生日感恩会。这次来祝寿的人很多，有中华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先生和夫人吴克良女士、东北大学前秘书长宁恩承先生及女儿宁克嘉女士。大舅爷上午9时来到教堂，气色很好，精神健旺，微笑着和大家打招呼。赵一荻女士因不久前手部摔伤，大臂还绑着绷带。见到老夫人带伤出席感恩会，大家又高兴又担心。来自世界各地的亲朋故旧纷纷走上前向他们表示祝贺与问候。6月2日上午，在希尔顿饭店我们再次拜见了大舅爷，他乘轮椅来到我们中间。见到大舅爷我十分激动，几代人的心愿，终于在今天实现了！大舅爷以长辈身份坐在轮椅中接受了我们的鞠躬和跪拜。我们向他老人家报告了家中的情况：先说姥姥和二舅爷十分想念他，嘱咐我们一定要来看望他，又说了四舅爷、八舅爷、二姨姥、四姨姥的情况。张鹏举说：“大爷，我爸爸临终前说：‘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在西安事变后见到我哥哥’，告诉我‘无论如何你也要去见大爷一面’。”我还特地带去了姥姥张冠英的照片。大舅爷关切地问起我姥姥的情况，随后又问起家中其他亲人的状况，亲切地和我们叙家常。他老人家身体硬朗，思维清晰，对往事记忆得很清楚。大舅爷与在中国大陆的兄弟姐妹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十分关心他们的情况，他听得很仔细，还不时插上一两句话，言语中流露出他对大陆亲人们的关心与思念。此次赴美前，东北大学的老校友邱琴先生托我给大舅爷带去一封信和一本《东北大学史稿》，他收下后，仔细地翻看了东大校史，表示要收藏起来。他对东北大学十分关心，每年都亲自接见东北大学的来访者。通过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我感觉到大舅爷十分关心东北家乡和亲人以及旧部、学生们的情况，大舅爷对祖国大陆的事情了解得比较多，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消息闭塞。在谈话中我还说到我的儿子于泓很想来拜见他老人家，但因为在上学未能成行，想请太爷爷签名，留作永久的纪念。大舅爷很爽快地挥笔在我带去的夏威夷明信片上签下了“张学良”3个大字，十分遒劲有力。跟着又为张鹏举签了名。随后我们和他拍照合影并陪同他去海滩散步。1998年的夏威夷之行，是中国大陆的亲属首次探望张学良将军，是我们家族在几十年的离散之后，一次十分重要的聚合。这是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在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实现的一个梦想。从我们家族的离散与聚合中，可以看到个人、家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张学良2001年10月14日在美国夏威夷逝世,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