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传》（Zuo’s Commentary），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代以后才多称为《左传》。

该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鲁哀公二十七年）。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它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巨著。

介绍编辑

《左传》传文比《春秋》经文多出13年，实际记事多出26年（最后一件事为略提三家灭晋）。以《春秋》记事为纲叙事，其中有说明《春秋》书法的，有用实补充《春秋》经文的，也有订正《春秋》记事错误的。全书绝大部分属于春秋时候事件，但全书的完成已经进入战国时期。这些都说明《左传》与《春秋》的密切关系。

春秋与左传的关系

《左传》以《春秋》为本，并采用《周志》、《晋乘》、《郑书》、《楚杌》等列国资料，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桓谭《新论》进一步认为:"《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杨伯峻在《左传》一文中归结《左传》传《春秋》的方式共有四种:即"说明《春秋》书法、用事实补充《春秋》、订正《春秋》的错误和增加无经的传文。"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和《春秋》没有直接的联系，西汉的今文经博士即"谓《左氏》为不传《春秋》"。晋人王接说:"接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于文为俭，通经为长。"陈商说:"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以日系月……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夫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

清人刘逢禄、皮锡瑞均认为《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书，皮锡瑞在《经学通论·春秋》充分肯定了王接之说，并且引用庄公二十六年《传》:“秋，虢人侵晋。冬，虢人又侵晋。”杜预《集解》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经》是直文，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但言传事而已。”。

《左传》有不少解经的内容，例如“君子曰”、“五十凡”等，但很明显是加工的痕迹，多数都没有与传文融为一体。宋人林栗说:“《左传》凡言君子曰是刘歆之辞。”《春秋》的一些经文没有相应的《左传》传文，例如《春秋·隐公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杜预注:“无传。”

《左传》的传文没有相应的《春秋》经文，例如《左传·襄公十五年》:“(冬)郑公孙夏如晋奔丧，子蟜送葬。”此条无相应的《春秋》经文。亦有“《经》、《传》不尽同”“《经》后之《传》”者。

楚简证真伪

一批被盗卖至海外的战国楚简，由浙大校友出资于2009年得以从海外回归，并入藏浙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经过两年多的整理考释，浙大古文字学家曹锦炎主编的《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由浙大出版社正式出版。

2012年4月24日，该书在浙大紫金港校区举行首发布

这批战国楚简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的第一批藏品。首发式现场，2300多年前的战国楚简正式与世人见面。大部分完简（含缀合后）都在23厘米左右，相当于战国尺约一尺，简头、端修治平齐。3枚较长的简上端平齐，下端成尖弧状，尤为特殊，尚属首见。据介绍，这批楚简初置于一个木胎漆盒内，经清理，共编号为324号，缀合复原后完整简约160枚；字迹清晰，墨色厚重，文字抄写洒脱，颇有行草意趣。

这批印迹斑斑、长短不一的楚简与流传的《左传》内容基本一致，首次证实《左传》的成书时间至少在战国时期，从而破解了千百年来关于《左传》的真伪之争，明确了其作为中国第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史书的历史地位。(浙大藏简）

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曹锦炎介绍，竹简从海外回归后，经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层层科学和考古鉴定，最终确定，是在公元前340年，由战国时期的楚国出产的。“除了个别字外，这批楚简的内容和当今流行的《左传》本内容几乎完全一致”，曹锦炎说，“楚简《左传》的面世，是继汉代孔壁古文《左传》出土近2000年后的再一次重大发现。”

作者之争

左丘明

左丘明（约前502—约前422） 春秋末期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关于左丘明的姓名，长期以来由于先秦及汉代文献对左传作者左丘明的记载非常有限，历代学者就左丘明氏字名情况问题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名丘明，但史载，左丘明乃姜子牙后裔，嫡系裔孙丘（邱）氏较为可靠，旁系左氏有待商酌）。春秋末期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军事家。与孔子同时或者比孔子年龄略长些。

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

左丘明出身的家族世代为史官，曾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据有鲁国以及其他封侯各国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又称《左氏春秋》），又作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作《国语》时已双目失明，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

由于史料详实，文笔生动，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的爱好和研讨，他被誉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成为中国史家的开山鼻祖。《左传》重记事，《国语》重记言。历代帝王对左丘明多有敕封：唐封经师；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贤。

左丘明的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山东泰安建有丘明中学以纪念左丘明。

真正作者

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但并无任何依据。此后，有些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

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仍然以严谨的史料为依据，认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为断言它是西汉末刘歆伪造。但在刘歆以前《左传》已被许多人抄撮或征引过，故康氏之说也难成立。

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但吴起的性情与左传截然不同；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但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左丘明所作。据杨伯峻考证，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间。

文史双巨著

史学地位

《左传》的瞩目成就，首先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春秋战国之际，我国文化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史学的演进也是如此。就可靠文献来看，此前先后问世的少量著作，不论是今存《尚书》中的部分编帙，还是各诸侯国编纂的史籍（诸如《春秋》之类）等，内容一般都比较零散、简约，载事也往往只是列述一些纲目。而《左传》以近二十万言的规模，全面、系统记载春秋一代大事，广泛涉及周王朝和晋、鲁、楚、郑、齐、卫、宋、吴、秦、越、陈等十多个诸侯国，并且屡见追记西周与商殷、甚至有夏以前时期的史实。它采用编年记事的方式，虽然以《春秋》为纲，然而其记事范围之广，叙述内容的具体、详赡，则大大超出了《春秋》。

《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它对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大事的可靠记载，填补了空白，有助于后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全面了解，弥足珍贵。

作为一部编纂于两千多年前的史著，《左传》另一引人注目之点，是它在记事中还体现了有积极意义的指导思想和撰写原则，从而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书编纂的优良传统。首先，《左传》面对纷纭史实敢于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所记事件与人物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

全书对于周王与诸侯、诸侯之间以及诸侯国内部的明争暗斗的具体载述，对于此一时期众多人物崇高与卑下、光明与丑恶之不同表现的真切叙写，都体现出一种真正史家的目光与胆识。班固称司马迁为“良史”，其实早自《左传》，可以说这种“良史”精神已经始发其端了。

其次，《左传》在真实记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不仅在史料取舍或事件的叙述中往往表现出爱憎与臧否的不同态度，而且，还常以“君子曰”形式直接评人论事，或给予谴责，或表示痛惜，或加以赞扬等等。这些评论，有的是作者的“自为之辞”，有的也许是“出自时人”而“为左氏认同”之语，都显示着鲜明的是非评价，展现了《左传》作者的史识和史德。

再次，《左传》对历史人物的褒贬，集中体现了对仁、义、礼、德等道德规范的肯定。由于这类道德观念大体属于儒学的范畴，而两汉以后，儒学被定于一尊，此道德观念逐渐融入正统思想，成为传统文化之相当重要的评价体系，由是决定了后世史家对于《左传》的上述道德观也总是持认同和承袭的态度。另外，《左传》虽未完全否认天命鬼神，却极力强调人事作为，重视民心向背的重大政治作用，反对“困民之主”，都突出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发轫于春秋战国（或稍前）的民本思想，经《尚书》、《左传》以及《国语》、《孟子》等典籍的推重，不断得到后世史家的继承、发扬，形成了贯穿于我国古代史学精神传统的一条引人注目的红线，其积极意义已不限于史学此一领域了。

文学成就

与上述史学成就相比，《左传》的文学价值比较容易受到忽略。其实，从我国古代文学的演变过程来看，《左传》在这一领域同样有其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概略而言，主要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左传》显示了由单纯记史向注重剪裁史料、精于谋篇、善于敷演故事的重要跨越，空前而触目地增加了叙事的形象性、生动性（尤其一些战争的叙写最有特色），从而体现早期史书中文学成分的显著积累。在先秦文学史上，《左传》出现，预示着散文的发展已经面临更加广阔的天地。

二、《左传》在铺叙事件过程中，第一次展现了一批有着各自经历和不同性格的历史人物，虽非完全着意而为，却也时有渲染、夸饰之笔，客观上积累了形象塑造的宝贵经验，为此后传记文学、历史小说涌现提供了难得的启示、重要的借鉴。

三、《左传》语言简洁而准确，生动而富于表现力，注意细致描摹，长于运用比喻，达到了很高成就，常被后代视为某种规范；其特具的文学色彩与文学价值，也是此前记事文字中所罕见的。

四、从总体看，《左传》思想深邃、文风朴厚，叙事、状物精彩而富于多样性，留下了许多久经传诵的佳作，其中不少业已成为后世人们称文的典范。清初吴楚材、吴调侯编选历代堪称“观止”的优秀古文，所收《左传》各篇（节）竟达三十三则之多，可见一斑。此外，《左传》丰富的内容，多姿多彩的历史故事，还作为一部分重要的创作素材为后代的小说、戏曲所利用和发挥，这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

应该强调的是，由于自两汉以迄明、清，《左传》先被视为“解经”之作，其后更升格于重要经书的行列，它在我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一度被推崇到至高的地步。唐初孔颖达奉诏撰“五经正义”，于“三传”中特重左氏一家，《左传》更获得与《易》、《书》、《诗》等主要经学元典几相比并的突出地位。

隋唐以后，科举考试以《左传》为重要科目之一，进一步促成了其书流传的普泛性。两千年来，有关《左传》的注疏、考订和论评，可谓代不乏见、数量繁多，清初彝尊《经义考》，收录此前各类《左》学著作九十四种；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海图书编纂《中国丛书综录》，收历代《左传》注、疏、论的各种书目达两百一十余种之多。

《左传》经学地位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其书的流传，愈益张扬，扩大了它在史学、文学等各方面的积极影响，同时，也为《左》学的发展添加了一些复杂化、神秘化的内容，值得辨析。

思想倾向

《左传》中的人物与事件是按照历史资料来编写的，但作者在记叙这些历史人物和事件时，也表现出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这种思想在伦理道德、政治主张、强调等级制度、尊卑观念等方面接近儒家。

首先，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历史趋势。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的兼并，表现了新旧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作者在记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做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描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道德评价。比如庄公十年叙述“曹刿论战”中曹刿与鲁庄公的一段对话，就是通过曹刿的话语传达出作者的思想。同时，《左传》创立了“君子曰”的新形式，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评价，以此表明作者的态度。

其次，强调人的意义，重视民的作用。春秋时期，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广泛兴起，神的地位逐渐下降，人的地位逐步上升，一些进步的政治家已经理性地认识到人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意义。昭公十八年记载，夏五月气候干燥，因而宋、卫、陈、郑等不少国家都发生了火灾。郑大夫裨灶主张用宝物祭祀神灵以祈求福佑，子大叔也认为宝物具有“保民”、“救亡”的作用，而郑相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的观点，认为靠“天道”无法解决人事的问题。结果是郑国没有进行祭祀，由于加强了人的管理，也没有再发生火灾。桓公六年记载随国大夫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庄公三十二年记载周大夫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这些记载都鲜明地表现出，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左传》更强调人的意义。

《左传》还注意暴露丑恶，褒扬美善。作者本着“不隐恶”的态度，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诸如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僭越篡逆、互相残杀和贵族们的荒淫无耻、奢侈糜烂的生活以及他们虚伪奸诈、贪婪残暴的性格，进行了如实的记录和描写。宣公二年记载的“晋灵公不君”，写晋灵公不行君道，暴虐成性，从高台上用弹弓射人取乐，只因煮熊掌不熟便杀了厨师，最终酿成了晋国的政治灾难。《左传》更注重褒奖美善，记述了许多人物不顾个人安危奔赴困难的感人事迹，歌颂了这些人物的爱国情怀。如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的“弦高犒师”，为郑国争取了主动，使来犯者不敢轻举妄动；定公四年，吴军入郢，楚臣申包胥哭秦庭感动了秦哀公，出师击退了吴军，挽救了楚国；定公十年齐鲁夹谷之会中，孔子以智慧、以勇武、以礼仪保护了鲁定公，收回了被晋国占领的的鲁国边邑，打击了晋定公的嚣张气焰。

历代评价

东汉《公羊》学者李育以为《左氏》“虽有文采而不得圣人深意攻之，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

《太平御览》六百十引桓谭《新论》曰：“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之也。”

贺循：“左氏之传，史之极也。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

刘熙载：“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刘知几：“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浅。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手。斯盖当时国史，已有成文，丘明但编而次之，配经称传而行也。”

刘知几：“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

朱熹认为《左传》、《史记》只是二、三等著作。又说“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

《左绣》：“左氏叙事、述言、论断，色色精绝，固不待言，乃其妙尤在无字句处。凡声情意态，缓者缓之，急者急之，喜怒曲直莫不逼肖，笔有化工。若只向字句临摹，便都不见得。”

梁启超：“《左传》文章优美，其记事文对于极复杂之事项──如五大战役等，纲领提挈得极严谨而分明，情节叙述得极委曲而简洁，可谓极技术之能事。其记言文渊懿美茂，而生气勃勃，后此亦殆未有其比。又其文虽时代甚古，然无佶屈聱牙之病，颇易诵习。故专以学文为目的，《左传》亦应在精读之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