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宋欧阳修撰，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

《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近人褒贬不一。

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写给尹师鲁的信中说“史者国家之典法也”，史书记载“君臣善恶，与其百事之废置”，目的在于“垂劝戒，示后世”。在他看来，旧五代史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有“繁猥失实”的地方，没有起到它应起的作用。所以他把“褒贬义例”放在新五代史的首要地位，并以孔子编撰春秋的“义例”，作为自己立论的原则，用“春秋笔法”对五代历史进行褒贬。

五代是一个封建分裂割据的时代，中原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小王朝的相继更替；中原以外的地区分裂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吴越、楚、闽、南汉、南平、北汉等十国。各个王朝统治的时间都比较短促，用欧阳修的话来说，“于此之时，天下大乱，中国之祸，篡弑相寻”（《新五代史卷六十一吴世家》），五代“五十三年之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馀嵗，甚者三、四嵗而亡”（《欧阳文忠全集卷五九本论》），出现“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新五代史·序》）。这种局面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唐“安史之乱”以后中央集权制度被破坏，地方藩镇在大地主豪强势力支持下，拥兵割据，独霸一方。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的革命威力摧毁了唐王朝，沉重打击了旧的藩镇割据势力。但是，黄巢起义最后遭到了失败。一批在镇压起义中形成的军阀成了新的割据势力。唐朝灭亡后，他们继续霸占一方，互相篡夺攻击，造成了我国历史上五代十国的短暂分裂局面。新五代史的作者封于这种分裂割据现象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但是，他把分裂割据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封建道德的败坏。

在欧阳修看来，五代是一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的“乱世”（《新五代史卷一六唐家人传论》）。真是“礼乐崩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新五代史卷一七晋家人传论》）因此，他采取了和编写新唐书不同的做法。在新唐书中，他重视典章制度，不厌其详地加以记载，而在新五代史中，由于他认为五代时期“天理几乎其灭”，是一个“乱极矣”的时代，根本没有什么礼乐制度可谈，因而他说：“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后世有必欲知之者，不可以遗也。”因此，他除写了司天考、职方考以外，其他的典章制度一概没有写。

在编撰体例方面，新五代史改变了旧五代史的编排方法。旧五代史分梁书、唐书等书，一朝一史，各成体系；新五代史则打破了朝代的界限，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依时间的先后进行编排。旧五代史不分类编排列传；新五代史则把列传分为各朝家人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杂臣传，等等。

北宋亡后，北方的金政权在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明令“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金史卷一二章宗纪》）。至于南方的南宋，由于理学盛行，更是独尊新五代史。

由于欧阳修编写新五代史后于旧五代史，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往往采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如王景仁、郭崇韬、安重诲、李茂贞、孔谦、王彦章、段凝、赵在礼、范延光、卢文纪、马胤孙、姚顗、崔税、吕琦、杨渥等传都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

《新五代史》新增史料最多的是《十国世家》。列传人物部分也有补充，欧阳修采用了新的材料以及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补充了事实，使人物事迹更为生动、丰富。对于少数民族的记述，也有新的增加，如根据胡峤《陷虏记》，记述了在契丹的亲身见闻。在《于阗录》中记述了高如晦出使于阗时所见到的沿途各国的山川、风土情况。在《司天考》中，欧阳修将后周天文学家王朴的《钦天历经》4篇的主要内容记录下来，因为《旧五代史》这部分内容已经不全，所以欧阳修的记录在我国天文学史上是有重要贡献的。此外，欧阳修对所采用的史料进行了细致的考辨，订正了《旧五代史》和其他史籍的不少错误。由于《旧五代史》已非原帙，残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价值就更不应低估。再从其它角度来着眼，欧阳修撰史，浑然一体，结构严谨，选材讲究，文字凝炼；思想上不像旧史那样大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创《职方考》用表的形式，将290余州郡的废置更易情况明白地显示出来。独树一帜，提纲挈领，眉清目秀，颇受称道，都是它的长处。

总得来看，两部五代史互有短长，现存《旧五代史》全书是《新五代史》的两倍多，旧史列传人物460余人，新史只有256人；旧史有志10篇，新史只有2篇。新史的世家10卷，对十国历史的记述更为完备。在个别人物传的字数上也多于旧史。这两部史著都是研究五代十国历史的重要材料。

《新五代史》仿《春秋》笔法，用不同的字句表现微言大义，个人好恶往往影响了史实的记述，终于招致了后人的批评。但是，欧阳修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大家，古文运动的领导人和集大成者，所以《新五代史》文笔简洁，叙事生动，当时人就认为它的笔力与《史记》不相上下。《新五代史》的文笔之出色，的确在二十四史中是罕见的。

《新五代史》问世后，即有徐无党注。但徐注旨在解释《春秋》笔法、阐述微言大意，对读者并无多少裨益。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该书于学官，从此大行于世。

对《新五代史》进行考订的著作主要有：宋吴缜撰《五代史纂误》3卷，专取五代史本文，摘其舛误，辑为一书；清吴兰庭撰《五代史记纂误补》6卷，主要是补吴缜《纂误》之作，共载309事；清人对“欧史”考补之作还有杨陆荣撰《五代史志疑》4卷，杜贵墀撰《五代史记注削繁》以及牛坤撰《五代史续补》2卷（补义儿传93人）等。

另外，两部《五代史》缺门也有不少，清人补作计有四种：周嘉猷《五代史纪年表》，陈恕的《五代地理考》1卷，顾怀三与宋祖骏各作的《补五代史艺文志》1卷。

顾炎武、钱大昕等学者对《新五代史》都有批评，认为欧阳脩迂腐，既著史书，却不重视史实的探讨，好发议论，爱说空话，读来令人生厌。章学诚讥称：“只是一部吊祭哀挽之集，如何可称史才？

宋人亦对欧阳脩的史学有所批评。《宋稗类钞》中引刘敞“好个欧九，极有文章，可惜不甚读书”之语，《苕溪渔隐丛话》亦引王安石的“欧九不学”的话。一日，刘攽问欧的弟子焦千之说《新五代史》有为韩通立传吗？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但王鸣盛高度评价《新五代史·职方考》：“五代土地，梁为最小，晋、汉差大，周又大，而唐为最大……观欧《职方考》自明，此考虽简略，然提纲挈领，洗眉刷目，此则欧公笔力非薛《史》所能及。”。赵翼亦称“卷跌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

章太炎评《新五代史》：“欧阳脩作《五代史记》，自负上法《春秋》，于唐本纪大书契丹立晋，为通人所笑。此学《春秋》而误也。《春秋》书法，本不可学，‘卫人立晋’云者，晋为卫宣之名，今契丹所立之晋，国名而非人名。东家之颦，不亦丑乎？”是故《新五代史》以文学价值见长，并不能取代以史学价值为主的《旧五代史》。

当时学者吴缜撰《五代史纂误》三卷，是纠举《新五代史》谬误的专著。清代吴兰庭撰《五代史记纂误补》六卷，乃吴缜《纂误》之续作。彭元瑞、刘凤诰有《五代史记注》。